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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工代赈取代直接赈济！”2月1日，有关以工代赈的消息刷爆社交网络，十分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“字数越少事情越大”。

在不少人的眼里，以工代赈是个极具年代感的词，如今再次被提起，好像是时代的倒退，但实际上，以工代赈一直在中国存在，它就跟供销社一样，未曾退出历史舞台。

以工代赈的思想和实践，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，主要呈现两个特点：首先，每逢大灾冲击，农耕社会即生产中断、百姓流离失所，为维持社会稳定，当政者救助灾民。其次，财富聚于王公贵族，执政大臣在国君不愿开仓放赈的情况下，只好实施以工代赈。

简言之，古代每到灾荒之年，执政者便雇佣受灾的百姓，大修宫殿和农田水利，既缓解了危机，也推动了城市建设。

到了现代，我国自1984年启动以工代赈，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，国家已累计安排以工代赈（含实物折资）1800余亿元。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国共投入各类资金900亿元持续加大以工代赈力度，其中中央专项投资110亿元，组织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4200余个，各地则围绕农村生产生活、交通、水利、文化旅游、林业草原基础设施等五大领域，投资了各类资金790亿元，相关实施项目约1.4万个。

因此，当以工代赈重回视野，各位无需大惊小怪，这次能引起轰动，不过源于1月19日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发展改革令中的一句话：

“县级发改部门应指导以工代赈项目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，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。”（该文件自3月1日施行。）

对于上面这句话，部分网友产生了误解，以为我们要从工业文明回到农耕文明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或许可以用美国的例子来回击。

美国当年搞罗斯福新政的时候，就推行以工代赈，具体措施是政府举债投资，大搞基建。

除此之外，凯恩斯的“挖坑理论”也跟以工代赈相匹配。当时的背景是世界经济大萧条，大量工人失业，大量产品积压，工人买不起东西，产品卖不出去，为了解开这个死结，凯恩斯开出药方：

政府加大投资力度，把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给雇佣起来。

让他们做啥呢？做有意义、有回报的事情肯定最好，但实在没事干，一拨人负责挖坑，另外一拨人负责把坑给埋了也行。

只要能给他们找事做，让货币流通下去，经济就可以慢慢复苏，这就是凯恩斯“挖坑理论”的要义。

因此，结合中国古代和西方的经验可以得知，实施以工代赈的好处主要有三：

第一，是刺激经济。

目前，经济的症结大家都知道：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。

都知道，投资、出口、消费，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。但受到疫情冲击，全球经济出现衰退，加上国内制造业产业链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，出口受到影响，去年10月的出口已经下滑了8.7%。

再来看消费。疫情放开之后，春运、春节档，各类消费开始迎来了好消息，场景消费似乎已经复苏到疫情前的8、9成了，但是居民消费的大头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——房地产还没有出现明显复苏。

最后，只剩下投资了。

投资最快的就是基建。国家刺激经济的两个办法：货币搞放水+财政搞基建。

而从稳经济大盘角度来看，以工代赈正好具有以投资促消费的传导效应。

即用财政的钱搞基建，通过以工代赈保障一些暂时面临困难的群众有就业、有钱花。达到这样的效果之后，经济才能活起来。

第二，稳就业、保民生

前面提到了以工代赈以投资促消费，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以工代赈有利于拉动就业，自然就体现了保民生的作用。

根据民政部相关统计，我国分别有1/5和1/4的城市和农村低保对象具有劳动能力，日常从事灵活就业、外出务工。

此前在疫情影响下，一些刚刚依靠各类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政策实现脱贫的群众仍然存在收入下降的风险。同时，建筑、交通运输、住宿餐饮、批发零售等行业面临较大压力，进城务工人员出现了返乡待业现象。

国家通过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，广泛吸纳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，以就业保增收，是对有劳动能力的特殊困难群体纾困帮扶的重要举措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促进贫困人群就业增收的过程中，相关部门还为他们开展技能培训“授之以渔”。他们就算之后没有以工代赈，好歹也有一技之长，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。

第三，助力乡村振兴

稳定贫困人群就业增收的同时，也是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。

此外，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。以工代赈还大幅提升农村基础设施，反过来也能助力乡村振兴。

说完好处，问题是，以工代赈就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吗？

也不全然如此。

从西方的经验教训看，以工代赈虽然省去了甄别的工作，但也造成了财政赤字和无意义工作。

英国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，37%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应该存在，比如每天只负责盖章和聊天的工作。

我国的以工代赈，虽然主要是中央+地方政府出资，但对于一些贫困县来说，多多少少还是会对当地财政造成一定的负担。

此外，以工代赈中也存在腐败基层官员滥用职权，套取项目资金的现象。

事情是好事，但这些问题也是以工代赈实施过程中需要重视的。